我把仰光大金塔留到黄昏。顶着烈日从仰光闹市走到那里需要一点勇气，却亦不乏意外收获，这是几乎人手一册的旅行指南给不了你的。距离大金塔南门大约两三分钟，道路左旁，一人高的小土坡上，我看到几座不显眼的纪念式建筑。路旁正好歇了一辆的士。司机告诉我，其中就有昂山素姬母亲的陵墓。
仰光的儿童僧侣。afpcreative / 东方IC供图
我还记得数月前读的昂山素姬传记。她的母亲病逝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正是缅甸当局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之后的黑暗日子。十万人头顶艳阳走上街头，为缅甸国父昂山将军的遗孀送葬；缠着红色臂套的学生维持秩序，唱着反政府歌曲，舞着新成立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LD）的旗帜。或许因为昂山素姬事前呼吁，葬礼并未导致另一场流血。二十多年后，这里异常宁静。纵横交错的灰色石柱环绕陵墓，锈蚀铁栏围住石棺，上面刻着几行缅文，石馆后方摆了一束鲜花。缅甸的另一骄傲、第三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陵墓也在一旁。
见我有兴趣，路旁槟榔摊兼烟摊的主人把我带到镂空花纹的白色门窗前，掏出钥匙开门。里面异常简单，四壁镂着蓝色花纹套着黄色外框，石棺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幅吴丹画像，右下方摆了一盆常青植物，插了一张字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其夫人的致敬。如同昂山遗孀，吴丹也不受缅甸军人政权青睐。一九七四年病逝纽约，他的遗体运回仰光倍受简慢，前来接机的只有军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吴丹从前的学生）。内阁会议上，这位弟子提议把葬礼之日定为全国法定假日，却遭当场解职。葬礼当天，成千上万学生把灵柩劫持到仰光大学，拒绝把吴丹葬入小小的私家墓地。当局妥协，同意举行公开葬礼但非国葬，可是灵柩前往大金塔旁的安葬地时，又被学生第二次劫持。经过短暂对峙和血腥镇压，当局夺回灵柩，这位彼时缅甸最具国际影响的政治家，终得入土。
大金塔，这里供奉佛陀的八根头发。传说中，大金塔的由来起码两千五百年，现有建筑实则始于十八世纪中叶。但它不再神秘：看图说话的旅游书中，它是常客。这类快餐读物，书名总离不开“一生中非去不可的一百个地方”（有的比较低调，只列出非去不可的五十个地方），令你想到每天不乏走光露点的小报标题，专门撩拨无聊师奶和沉闷中产的享乐神经。得力于各种现代传媒、网络和智能手机，影像早已谋杀现代人的一切想象力。你走到大金塔，脑中预存的图像和现实重叠，没有惊喜，只觉得它应该如此。到处耀眼黄金，佛像闪着七彩电光。缅甸人盘腿而坐对着大小佛塔祈祷，外国人东张西望。
“跟我来。我带你看看。”我刚踱进南门内的佛殿，一个年轻僧人迎面而来，语气沉稳，不容拒绝。
他讲英语，从左到右，带我绕着大金塔足足走了两圈。如果没他，我可能不知道那口著名大钟在殖民时代的遭遇（大金塔的各个“景点”几乎没有英文说明），也不知道旁边一座佛堂有佛陀的石头脚印（缅甸人用小勺舀着脚印里的水来喝），更不知道站在两个神秘的僻静地点眺望，大金塔顶的宝石会有不同颜色（走到其中一处，我看到另一名僧人带着几个白人，正在欣赏宝石）。
他二十来岁，在这里已有四年，练了一两年冥想，将来打算教人冥想。
“你从哪来？”我们走了好一阵，他才问起。
我如实道来。他很意外，做了个鬼脸，伸伸舌头，什么也没说。我有些尴尬。
“我想看看昂山素姬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公开演讲的地方。”我读过这篇演讲的英文稿。她呼吁民众团结，要求当局实行民主。
年轻僧人把我带到西边一处空地，一副四脚铁架撑着绿色顶棚。
“就是这里。”
我拍了一张照，告诉他LucBesson的电影《TheLady》再现了当年场景。
“你对政治很感兴趣。”僧人说。
我们走进一个展室，墙上都是大金塔不同时期的图片。僧人指着一张照片，一众军人正在参观什么展览。
“这是丹瑞将军。”
“哦。我知道。他退休了。”
“缅甸人都不喜欢他。听说现在病得很重。”
然后，他问我是不是佛教徒。我说我没宗教信仰，但对佛教有兴趣。
“你做过冥想吗？”
“没。也许下次来缅甸我会试试。”
“我带你去看我每天冥想的地方。”
他领我进到一个僻静佛堂，除了我俩，只有一尊佛像。他每晚都在这里冥想两个小时。
“我很穷，但我现在要给佛献供。”僧人压低嗓音，掏出一张面额最大的五千缅币，塞进佛像基座浅浅的空隙。我开始不安。
“你也给佛献供吧。”他的语气不容拒绝。
我从钱包掏出一千缅币（参观大金塔，外国人要买五美元或五千缅币的门票，我已经付了五千缅币）。
“这不够。你看我……”僧人有些着急。
“不。我觉得够了。”
“好吧。”他不再坚持，把我献给佛陀的一千缅币塞进佛像基座浅浅的空隙。
“我们祈祷吧。”面朝佛像，他双手合十，我也双手合十。
年轻僧人把我送到佛堂门口。跟他道完谢，我决定独自一人不发一言绕着大金塔再走一圈：大钟、脚印和宝石并不重要。但我还没转身，他已回到佛堂：我们献给佛陀的礼物，当然由他保管。
回到客栈，隔壁就是一家啤酒屋，临着小街，斜对苏莱塔。这类啤酒屋，通常只有男人光顾，缅式英语叫做BeerStation，听来堂皇，实则酒吧的替代物（你在缅甸很少见到真正酒吧），除了酒，还卖佐酒小食和简单饭菜。我坐在啤酒屋，喝着一杯缅甸生啤，邻桌的中年男子在喝一小瓶缅甸威士忌，不时对我微笑，露出槟榔汁染红的牙齿。身后一台液晶电视悬在半空，播着一场庆典：体育场内，军乐队走着队列奏着军乐，看台上的男女衣冠楚楚。镜头单调，只在军乐队和观众之间缓慢切换。“内比都？”我问邻桌（内比都是缅甸的新首都）。“内比都。”他点点头，几乎讲不了英语。他长得不好看，甚至有点样衰，让你想到书中读到的官方密探，几年前遍布该国茶室与啤酒屋，偷听食客闲谈，举报“不轨”言论。对当局的任何公开不满都会引来麻烦，哪怕几句调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位著名的缅甸喜剧演员讲了一个笑话，说自己买了一台彩电，搬回家发现彩电只有两种颜色：绿色和橙色（绿色是军人，橙色是僧人）。他讽刺电视里将军向僧人捐赠财物积累功德的“善举”没完没了。表演结束，这名演员被捕，在仰光北郊的永盛监狱呆了五年。
“嗯！”“密探”一脸通红，哑巴一样发声，把一小碟炒蚕豆递到我面前，要我尝尝。斜对一桌来了几个印裔缅甸人，说着，笑着，其中一人，厚厚一叠缅币用橡皮筋捆扎，通货膨胀一般，别在围着莎笼的腰间。见你张望，对方也会回望，微笑，点头，哈罗，没有我们国民的目光躲闪表情僵硬。等我吃完一碗汤面，灌完三杯生啤，“密探”也摇摇晃晃，径直买单走人，没有道别，仿佛真的是个赶着回去交差的密探。不到九点，仰光已经打着呵欠。苏莱塔旁的摩诃班都拉大街路灯昏暗，商店十门九闭，街边发电机轰鸣。残破的大小巴士猛然刹到路旁，车上负责收钱的男子，长臂猿一般，半身悬出门外，高声兜着最后的生意。然而人未散尽，每条窄巷的巷口，都是印度人的露天食档、槟榔摊和烟摊（我的住处靠近印度人社区）。废墟一样的昏暗街道，凹凸不平，危机四伏。我在街边一处总算明亮的冷饮摊坐下，喝着雪糕、草莓和小粒果冻混合的泡露达，研究电子版的旅行指南。冷饮摊的主人，一位将近六十的瘦小男子，突然凑近，友好，怯生，指着Kindle用英语问我：“这是什么？”“这是电子书。”“这是什么？”他指向我放在桌上包装精巧的小包纸巾，“这是纸巾。”内心恻然，我翻出电子书中昂山素姬最新传记的封面照片给他看。他咧着嘴笑，像个憨厚的老农。
via 周成林: 独立作家、译者，成都人，曾居澳门、深圳等地，现居云南大理，著有文集《考工记》，译有《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客厅里的绅士》等，部分文字刊于《南方都市报》、《万象》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