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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2日

关于母乳的多日争论之后,逐渐脱离了具体层面,这反而更有意义。

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这伤害了出卖母乳的人的尊严,并进而得出农民工、底层劳工赚钱与尊严无关的结论。

不谈职业无贵贱的高调,的确,当底层劳工在城里弯下腰为人擦鞋时,满身污泥在工地上劳作时,拥挤在工棚里毫无隐私时,他们的尊严的确被压到了最低。但是,他们却赚到了更多的钱,这能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尊严。当土房变为3层楼高的楼房时,当结婚办出100桌酒席时,他们都极大的实现了自己的尊严。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上讲,由于人的生物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性,人的一些需求必然建立在他人的尊严之上。而另一方面,对于农民工而言,在城里陌生人中的尊严的效用远没有在家乡熟人社会中来得大。于是,这两点就为交换尊严,并产生出更多尊严,提供了可能:在城里降低尊严,只是为了在家乡获取更多尊严。这绝非如李女士所言的不知尊严,而是一种理性选择——经济自由再次为公民带来了更多的福祉与尊严。

其实,这种交换普遍存在:端茶送水的服务员、为顾客开门的门童,甚至在高档酒店卫生间递上纸巾的服务员,本质上都通过降低自己的尊严从而提高客户的尊严感,并进而带来高档感。那么,李女士在接受一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服务员端茶送水的时候,不可否认,也在消费他人的尊严。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行为有任何不妥,只是想指出行文与行为之间的逻辑冲突。

所以,所谓的赚钱与尊严无关,这类“皇后挑水一定用金扁担”的不接地气的臆想,不仅是对这三十年中国人获得的经济自由的诋毁,更是对底层劳动人民智慧的蔑视。这种不可靠谱的常识往往只是感情充沛的想象,流露出的是把底层百姓视为不懂为自己创造福利,不懂为自己寻求尊严的“非人”、“劣人”的知识分子的傲慢,而更深的来源则是历史中的洗脑与灌输之下的偏见。

写到这里,不禁让我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当安徽一些农村的农民打算集体外出逃荒的时候,为了他们不受流浪之苦,为了他们不受旅途的颠簸,为了他们不受分离之苦,政府就派民兵站岗,不准他们外出乞讨。悲惨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这些当年冒犯了政府面子与如今冒犯了道德家傲慢的人都受到了“关爱”。所幸的是,当年是枪,如今是笔;所幸的是,当年他们被强制禁止不准出村,而如今,这些所谓的被伤害和被侮辱的人完全可以毫不理会道德家们的笔,不理会对他们“不知尊严,只知要可怜自由”的指责,继续在具体的情况下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这,正是这30年中,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个人自由可以大于所谓的社会共识,大于所谓的社会伦理。其实,没有这个进步,道德家们的笔是否能自由的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出卖文字的自由一定强过出卖母乳的自由?为什么文过饰非,言伪而辩的文字自由可以被提到言论自由的高度,而出卖自己资源的底层人民的经济自由却被视为洪水猛兽?

其实,没有这些看起来冒犯了傲慢的底层经济自由,怎么可能产生出道德家们的言论自由?没有30年前,这些道德家口中不懂自尊,不懂社会伦理与共识的穷苦农民出于自利的个体判断、冒死寻求分土地、卖鸡蛋的经济自由,怎么可能会有这三十年思想自由的成长?从另一方面来说,道德家们强调的所谓社会共识,社会伦理,不过是滋生出压倒个体自由的集体主义的土壤,是集体主义的另一个幌子。

其实,我并未在农村生活过,但对真实生活之下人们的选择其实并不难把握,原则性的来看,那就是自由带来福祉与尊严。

从群体来看,母亲的选择总是对家庭,对孩子最好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君父、党妈之爱。

从这个角度来看,工程师治国比农民治国好,因为他们更多的遵循逻辑,而不是内心的感性与诗人的浪漫,而经济、法学、社会学文科生治国又强过工程师,这是因为他们的逻辑过程中,无数的人不再仅仅是社会工程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能动的、会为自己创造福利的鲜活个体——所谓市场之手,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有时候真相是反常识的,但所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论,却一定出于能动个体符合逻辑的自主选择。所以,在现象与结论之间,不能用不靠谱的感情去填充,而需要运用知识,从权利与自由出发进行严格的逻辑推断,需要傲慢与偏见之外的“第二重思考”。

比如,李女士提到的性的权利?性是权利吗?如果是权利,那么是否意味着另一个人必须服从?的确,在历史中,性曾经是某些人的权利——在组织的关爱下,会配发伴侣,会有《激情燃烧的岁月》。

由此可见,我们提到权利,并认为政府应当为我们带来这一切的时候,就会滋养出政府的权力,并且在民众的财政幻觉下不断膨胀,最终不但伤害民众的福利,甚至伤害公民的权利。所以,提到权利二字的时候,应该紧紧守护那些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比如,用自己资源进行交易的经济自由,而慎重对待那些需要政府介入的权利,比如政府通过伤害自由来提供所谓的尊严。而当民众紧守自由的时候,受民众自由限制的政府,反而更能倾听人民的声音,反而能够提供更好的福利。

实际上,造成打工者的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牵涉到的因素很多,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路径,到廉租房建设,再到放佛远在天边的东南亚劳动力价格。这些问题不是简化成一个所谓的性权利就可以解决的。而更荒谬的则是以此得出底层人民是不知道趋利避害,不懂尊严的结论。

这种对现象的第二次思考,第二重理性对于把握现象后面的真问题,得到真结论至关重要。比如,李女士从统计数字发现了随婴儿年龄增大母亲打工比例增加,并由此得出出售母乳会使更多的婴儿失去母亲的照料。但把握真相还需更进一步。留守儿童的本质不在于父母外出打工,而在于父母打工时候的低附加值、低工资、高强度工作使他们无法分出精力照料孩子,但对于一个高工资、低强度的工作,这一点并不是问题。

所以,有时候,价值观的对立,并非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更多的是理性能力的差异,但现象与结论之间,需要的却是理性能力,而不是不靠谱的傲慢与偏见。

via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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