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乳的多日争论之后，逐渐脱离了具体层面，这反而更有意义。
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这伤害了出卖母乳的人的尊严，并进而得出农民工、底层劳工赚钱与尊严无关的结论。
不谈职业无贵贱的高调，的确，当底层劳工在城里弯下腰为人擦鞋时，满身污泥在工地上劳作时，拥挤在工棚里毫无隐私时，他们的尊严的确被压到了最低。但是，他们却赚到了更多的钱，这能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尊严。当土房变为3层楼高的楼房时，当结婚办出100桌酒席时，他们都极大的实现了自己的尊严。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上讲，由于人的生物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性，人的一些需求必然建立在他人的尊严之上。而另一方面，对于农民工而言，在城里陌生人中的尊严的效用远没有在家乡熟人社会中来得大。于是，这两点就为交换尊严，并产生出更多尊严，提供了可能：在城里降低尊严，只是为了在家乡获取更多尊严。这绝非如李女士所言的不知尊严，而是一种理性选择——经济自由再次为公民带来了更多的福祉与尊严。
其实，这种交换普遍存在：端茶送水的服务员、为顾客开门的门童，甚至在高档酒店卫生间递上纸巾的服务员，本质上都通过降低自己的尊严从而提高客户的尊严感，并进而带来高档感。那么，李女士在接受一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服务员端茶送水的时候，不可否认，也在消费他人的尊严。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行为有任何不妥，只是想指出行文与行为之间的逻辑冲突。
所以，所谓的赚钱与尊严无关，这类“皇后挑水一定用金扁担”的不接地气的臆想，不仅是对这三十年中国人获得的经济自由的诋毁，更是对底层劳动人民智慧的蔑视。这种不可靠谱的常识往往只是感情充沛的想象，流露出的是把底层百姓视为不懂为自己创造福利，不懂为自己寻求尊严的“非人”、“劣人”的知识分子的傲慢，而更深的来源则是历史中的洗脑与灌输之下的偏见。
写到这里，不禁让我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当安徽一些农村的农民打算集体外出逃荒的时候，为了他们不受流浪之苦，为了他们不受旅途的颠簸，为了他们不受分离之苦，政府就派民兵站岗，不准他们外出乞讨。悲惨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这些当年冒犯了政府面子与如今冒犯了道德家傲慢的人都受到了“关爱”。所幸的是，当年是枪，如今是笔；所幸的是，当年他们被强制禁止不准出村，而如今，这些所谓的被伤害和被侮辱的人完全可以毫不理会道德家们的笔，不理会对他们“不知尊严，只知要可怜自由”的指责，继续在具体的情况下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这，正是这30年中，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个人自由可以大于所谓的社会共识，大于所谓的社会伦理。其实，没有这个进步，道德家们的笔是否能自由的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出卖文字的自由一定强过出卖母乳的自由？为什么文过饰非，言伪而辩的文字自由可以被提到言论自由的高度，而出卖自己资源的底层人民的经济自由却被视为洪水猛兽？
其实，没有这些看起来冒犯了傲慢的底层经济自由，怎么可能产生出道德家们的言论自由？没有30年前，这些道德家口中不懂自尊，不懂社会伦理与共识的穷苦农民出于自利的个体判断、冒死寻求分土地、卖鸡蛋的经济自由，怎么可能会有这三十年思想自由的成长？从另一方面来说，道德家们强调的所谓社会共识，社会伦理，不过是滋生出压倒个体自由的集体主义的土壤，是集体主义的另一个幌子。
其实，我并未在农村生活过，但对真实生活之下人们的选择其实并不难把握，原则性的来看，那就是自由带来福祉与尊严。
从群体来看，母亲的选择总是对家庭，对孩子最好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君父、党妈之爱。
从这个角度来看，工程师治国比农民治国好，因为他们更多的遵循逻辑，而不是内心的感性与诗人的浪漫，而经济、法学、社会学文科生治国又强过工程师，这是因为他们的逻辑过程中，无数的人不再仅仅是社会工程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能动的、会为自己创造福利的鲜活个体——所谓市场之手，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有时候真相是反常识的，但所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论，却一定出于能动个体符合逻辑的自主选择。所以，在现象与结论之间，不能用不靠谱的感情去填充，而需要运用知识，从权利与自由出发进行严格的逻辑推断，需要傲慢与偏见之外的“第二重思考”。
比如，李女士提到的性的权利？性是权利吗？如果是权利，那么是否意味着另一个人必须服从？的确，在历史中，性曾经是某些人的权利——在组织的关爱下，会配发伴侣，会有《激情燃烧的岁月》。
由此可见，我们提到权利，并认为政府应当为我们带来这一切的时候，就会滋养出政府的权力，并且在民众的财政幻觉下不断膨胀，最终不但伤害民众的福利，甚至伤害公民的权利。所以，提到权利二字的时候，应该紧紧守护那些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比如，用自己资源进行交易的经济自由，而慎重对待那些需要政府介入的权利，比如政府通过伤害自由来提供所谓的尊严。而当民众紧守自由的时候，受民众自由限制的政府，反而更能倾听人民的声音，反而能够提供更好的福利。
实际上，造成打工者的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牵涉到的因素很多，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路径，到廉租房建设，再到放佛远在天边的东南亚劳动力价格。这些问题不是简化成一个所谓的性权利就可以解决的。而更荒谬的则是以此得出底层人民是不知道趋利避害，不懂尊严的结论。
这种对现象的第二次思考，第二重理性对于把握现象后面的真问题，得到真结论至关重要。比如，李女士从统计数字发现了随婴儿年龄增大母亲打工比例增加，并由此得出出售母乳会使更多的婴儿失去母亲的照料。但把握真相还需更进一步。留守儿童的本质不在于父母外出打工，而在于父母打工时候的低附加值、低工资、高强度工作使他们无法分出精力照料孩子，但对于一个高工资、低强度的工作，这一点并不是问题。
所以，有时候，价值观的对立，并非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更多的是理性能力的差异，但现象与结论之间，需要的却是理性能力，而不是不靠谱的傲慢与偏见。
via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