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有多久没唱过国歌了？退一步说，阁下听国歌时还会热血沸腾吗？
联合会杯上巴西人高唱国歌那一幕令我自问。国际足联嫌巴西国歌太长浪费时间，精简伴奏只播出节本，但巴西球员坚持在无伴奏的情形下唱完国歌，最后的清唱反而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引领全场大合唱。当时巴西正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也有不少人反对举办世界杯，但这并不妨碍巴西人的精诚团结，不妨碍巴西队既支持示威游行的民众，又恪守职业球员职责捍卫国家荣誉。这样的爱国主义是令人钦佩的，它不单不会和“爱政府”相混淆，反而为抗议政府的示威行动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凝聚力。有一个经典镜头：警方向示威者发射烟雾弹，一位示威者飞起一脚将烟雾弹踢回去，精准地击中警方的大巴——这就是巴西国粹，既是天性，又有技术。
而一旦中国人也将足球与爱国主义捆绑在一起，注定是孽缘。
1985年5月19日中国队在工体输给香港队，第二天在学校升国旗唱国歌时，我居然颓得唱不出来。我最后一次在足球场上奏国歌时被打动，是2001年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对阿曼，那场比赛使中国队终于历史性杀进世界杯。但大半年之后在世界杯赛场上，赛前奏国歌的时候我完全无感，因为作为一个随队记者，我很清楚有些球员也和我一样无感，甚至比我更无感。相比民族主义情绪狂热到有些矫枉过正的太极虎，中国龙飞不起来，正是韩日世界杯让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一个巨大的悖论：尽管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无所不用其极，尽管狭隘而极端的民族主义比起韩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到了真需要实打实硬碰硬的爱国主义的时候，中国人即便不是一盘散沙，也很难拧成一股绳。
爱国主义被长期劫持和利用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爱国贼和卖国贼的对立。俨然天下皆贼，国将不国。盘古乐队当年有一首歌叫《恨国者》，恨国者以此为自己正名——恨不是卖——恨国者与其说是恨这个国家，还不如说恨国家机器，但有时候恨得昏天黑地也就有些分不清楚了。
中国足球身上涂满了来自爱国者和恨国者的唾液，爱国球迷怒其不争，往往因爱生恨，但其恨其实还是爱的另一种扭曲的表达；而在恨国者那儿，中国足球等于这个国家的最佳替罪羊。这就是为什么在惩治中国足协腐败案的时候，极少有媒体和公知（更不要说普通球迷）关注谢亚龙案有违司法程序的疑点，因为大家都迫切需要有这么一个替罪羊以供发泄。
推至极端，恨国者恨的可能就不只是国了，而是人。盘古的《恨国者》尚有一种沉痛悲壮的力量乃至情怀，而更多的恨国者只剩下轻浮的恨意。
比如向来在微博上以正义公知面目示人的作家天佑发微博称：“东亚杯首场比赛,国足将迎战并未派出主力的日本。大家猜猜：这群王八犊子能输几个球？”
对此，足球解说员贺炜转发评论说：“自强者天佑，自鄙者天谴。盼着同胞出丑，是多么洋气的价值观。”我同意贺炜对这位作家的批评。
动辄嚷嚷“血洗小日本”的爱国球迷固然愚蠢，但把中国球员说成“王八犊子”送去挨宰，也够病态。差不多同时，从冀中星爆炸案到中日足球比赛，都再次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极度分裂和分化。中日足球之战，很容易让爱国主义和恨国主义都达到高潮，然而极端爱国主义和恨国主义其实分享了相近乃至相同的逻辑：骂日本球员为龟孙子的人，和骂中国球员为王八犊子的人，其实是同一类人——尽管后者占有更多的智力优越感以及某种“反抗强权”的道德优越感，但他和他鄙视谩骂的“爱国五毛”一样，其实接受的是同一种仇恨教育，无非是五毛五笑五毛而已。
中国队战平日本队之后，作家天佑拉不下脸，又继续宣称日本队只是一帮三线球员，没几个J联赛的，甚至可笑地强调中国队获得了两个点球，这些极为外行的言论无非是想证明“这群王八犊子”是胜之不武或者侥幸逃生，为了嘲弄中国球员，真是龇牙咧嘴不惜五官挪位。
（图注：2013年7月21日，首尔，2013年东亚杯男足赛，中国以3:3战平日本。）
爱国者和恨国者有时候容易犯同一个毛病：只见国，不见人。中日比赛看台上，有中国球迷打出这样的标语：是男人，就要对得起这面国旗。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得起自己。以前中国足协喜欢对球员进行诸如“国旗在我心中”之类爱国主义鼓动，甚至要求球员跟学生一样发表演讲或写作文，这种空洞煽情的泛政治化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而洗脑式爱国主义教育的硬币翻过来，就是球还没踢，球员已经被正义公知当作去找死的王八犊子，已经被当作爱国主义的殉葬品。这让我想到南非世界杯时，李承鹏痛骂流泪的郑大世——“郑大世那张忠贞如兵马俑的脸，你该知道他就是体制。”我理解李承鹏急于批判洗脑式爱国主义煽情，但为了反体制而歧视一个个体（自然进而也容易歧视朝鲜人这个群体），不幸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而这一套貌似反体制的逻辑，其实还是来自那个体制。
（图注：2010年6月15日，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巴西2-1朝鲜。郑大世唱起国歌时泪流满面。东方IC供图。）
假如有个中国球员像郑大世一样，有朝一日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流泪呢？
但愿他的脸能向李承鹏而不是向郑大世靠拢。
via 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