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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5日

近期,周孝正做客锵锵三人行,为大家畅聊了下关于“官不聊生”和各国治国之法,引起了小编对“官不聊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可行性的思考。特地找了三篇文章,让我们一起阅读思考一番。

锵锵三人行视频:
youtube

凤凰卫视
http://v.ifeng.com/baidu/player/2013/10/015a7147-68b7-4acf-b2c5-afbd99fd049d.shtml

延伸阅读:一、南方周末 – 《官不聊生?》

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欠着银行大笔债务,但政府不会破产,银行也不会破产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他自春节以来,就没有休过周末了。一位科班出身的低级文职公务员,既不亲自参与强制拆迁,又不直接草拟全市发展规划,竟至于加班如此?前些天又听说,目前他还是每周加班,经常睡办公室。

问题是,并不是他一个人能者多劳,他的同事,全城的公职人员,都在这样“默默地奉献”。还说这也不是一个城市的孤例,许多地方时不时会刮这样的风暴,尤其是新官到任的“三把火”期间。而公务员的“郁闷”多着呢,“超时劳动”还只是其中一端——这就是传说中的“官不聊生”?

但“官不聊生”的词性很不准。从来,官生依托于民生,民在,官何至于不聊生。只是到了现代,外国才有政府也可能在经济上“破产”一说。但那是在依法管理政府开支的国家。中国目前是不存在这种忧虑的。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欠着银行大笔债务,但政府不会破产,银行也不会破产。事实上,政府是很阔的,而且对公务员庞大的福利和消费实行实时供给。这也难怪中国哪怕招考一位低级公务员,也会令一大群才情满怀的青年趋之若骛。

中国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通通工资微薄,但他们的福利和消费是按公务级别高低构建的。普通公务员的福利居于公务员系统的末端。但这仍然是一种“特供”。前面说的是一位“末端”公务员,但他还在近年,在亿万体制外的青年被高房价压榨得很“不聊生”时,得享“集资建房”。而这是他工作的系统里,全城每一个职工都有份的“最后一次”住房福利,尽管其中绝大部分人早就享受过一次或几次这样的“最后”福利了。

基于以上理由,公务员的物理意义上的生存就没必要讨论了。公务员的“郁闷”,在于他们的人文环境。当然,本文只能说到普通公务员,主要是低级公务员的人文环境。

中国公务员是一个以下级服从上级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他们的工作的正确性,来自于上级的确认。上级创造游戏规则和语言逻辑,下级把它贯彻到工作中。这样的格局对上级有利,对下级却是严峻的。例如,上级甚至可以发明“图书限折令”之类明显反市场,也势必无法办理的政令。这就是上级的“自由意志”。可是,下级公务员却只能在这样的政令构造的公务中,煞有介事地无效劳动,并且阻碍市场进步,以及浪费自己的生命。

当然,上面这只是一个最中性的例子了。更多的时候,上级向下级交割的,是硬邦邦的指令。例如,在某一天之前,把某一片民屋变为平地。这关系重大,上级一定会予以“有力的领导”。上级只需把“变为平地”设置为对下级的“考核目标”。如到期还残存着“钉子户”,意味着目标没完成,下级接受“就地免职”。下级不想被免职,如上所述,做普通公务员也比普通公民强。于是“目标”一定会实现,“手段”可以“自创”。上级要的也只是“目标”,不管你的“手段”。但你必须同时有不让上级见到“越级上访”的不稳定因素的“手段”——“零上访”,也是“目标考核”的项目。

低级公务员既暴露在公众视线以内,也就难免与公众产生对立。致使一部分公众相信,好的公务员总在上级,必须越过重重险阻去“上访”,从而给低级公务员造成被免职的威胁。“零上访”成为比GDP更为艰难的政治目标。这是怎样的困惑呢?一位基层公务员在网络上写道:“因为公务员队伍的科层管理机制,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式作风,上级对下级仕途的决定权,整个组织缺乏上下沟通,干部有理不得申,有话没处说。农民有怨气常常越级上访,干部有怨气往往投诉无门。”可是,这一段哀怨的倾诉并没有获得网络的同情。

小公务员的悲哀和卑微,曾经是现实主义小说盛行不衰的题材。如果说基层民众是不劳动者不得食,那么,基层公务员则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经济转轨已成趋势的今天,公众的劳动基本上是服从市场,市场虽然不成熟,隔体面劳动还远,但比起服从权力意志成为惟一的选项,仍属相对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基层公众真的比基层公务员幸福。

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民众对基层公务员却并不待见。假设要以劳动的尊严和荣誉感来确认人生价值,至少存在例如城管队和截访队等部门的基层公务员,跳楼的比例有可能比富士康的职工高。

延伸阅读:二、《闲话中国“官不聊生”》 by 信力建

中国传统描写说法中,有所谓“以哀境写乐情”,简言之,以乐景写哀情,就是用让人心情愉悦的景物描写来反衬人物的悲伤;我们如果以“以哀境写乐情”的方式来描绘一把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民公仆”,一些官员妻儿在国外供着,二奶小三是国内养着,则不妨谓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与“父子反目”。

中国传统描写说法中,有所谓“以哀境写乐情”,简言之,以乐景写哀情,就是用让人心情愉悦的景物描写来反衬人物的悲伤;我们如果以“以哀境写乐情”的方式来描绘一把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民公仆”,一些官员妻儿在国外供着,二奶小三是国内养着,则不妨谓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与“父子反目”。

我们如果以“以哀境写乐情”的方式来描绘一把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民公仆”,则不妨谓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与“父子反目”。

先看“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今天我们的干部流行的是所谓“裸官”:有一定地位有足够办法的官员都喜欢将自己配偶子女都在国外定居,而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国内干革命。这种情形是不是“妻”也“离”了,“子也“散”了;“家”也“破”了,“人”也“亡”了?表面上真是“惨不”忍睹——然而,这不过“哀境”而已,当事人心中却“乐”不可支:须知这种家庭的“一国两制”可以保证我们这些人民公仆“赤条条来回无牵挂”,在国内当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捞来贪来的钱也不愁没去处,统统通过地下钱庄流到外国老婆孩子账上。公仆们在国内如果八字不好,东窗案发。则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夫妻团聚,合家欢乐了。至于留下一堆乱摊子和一个个黑窟窿,自有伟大的国家和勤劳的人民来收拾残局。对于这些跑到国外去的“裸官”,司法部门也多次跨国追捕,可不仅困难重重,收效甚微,而且就是最后将个别人绳之以法了。为此耗费的司法成本更几乎是天文数字。因为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这些干部干起革命来,格外投入——他们成天兴致勃勃地对群众大声疾呼:“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暗地里却心中有数地将贪污来的钱和各种非法所得,存到外国银行去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为自己营造三窟之穴!虽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遥想未来幸福日子,不亦乐乎?这些公仆。也算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革命志士”了。

因为此境实乐,所以人数众多——据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是一种什么概念?也就是我们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即使按照2000多个市县来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这些“裸官”所以愿意这样“妻离子散”与“家破人亡”,又有几个不是为了实现其“狡兔三窟”的“长久打算”的?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其中就包括那几位赫赫有名的贪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这组数字,出自不久前商务部的一项调查。”

不妨来看看几个生动的例子:2006年,当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时,随即在一张纸上写下“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后,即取道第三地飞向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去了。 2010年3月25日晚,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突然飞离成都。事发当日下午,进驻四川移动的国家审计署工作小组曾约李向东谈话。早在2004年,李向东的妻子姚红突然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离职,移居加拿大……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此类公职人员的名单还有一长串: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可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尤其可虑的是,许多在任官员对这种“裸官”非常认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根据调查,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见2月21日《京华时报》)”看来,中国官员这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趋势方兴未艾,后继有人!

事实上,这种“裸官“的存在掏空了中国经济,败坏了官场风气,“裸官”外逃不仅带走大量金钱,而且,他们在有了这样的目的后,会大搞权力寻租,根本无视党纪国法,容易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乃至造成阶层对立,侵蚀政府公信力。这些官员只管自己捞足利益,不管走后洪水滔天。还应看到:这种趋势对国家利益还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其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将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

再看看“父子反目”。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近年来“出事”的贪官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把子女送往海外“留学”。 这些“公仆”所以喜欢将自己子女送往国外,不外是这几个原因:首先是是望子成龙。一些领“公仆”爱子心切,总想为子女的成长创造一条金光大道,希望把子女送到经济条件发达的国家去学习生活,但自身的经济实力确实难以实现,于是把手中权力作为铺就这条金光大道的工具。其次是为了互相攀比。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送子女出国留学读书成为一种风气,有些人看到别人子女出国留学,认为这是“有能力”的表现,而自己的子女在国内显得“没面子”。为了跟风,他们想方设法贪污受贿,将子女送出国去留学深造。再次是为了招财进宝。一些手握重权的人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也是官员变相受贿的一种方式。最后是为了转移赃款。利用亲属出国留学是腐败分子转移赃款敛财的一条捷径,贪官通常先送孩子留学,再以教育经费流动资金,把赃款转移到国外。这实际上是将黑钱“洗白”的一种方式。

然而,这些官员大概没有想到,他们这种做法其实是埋下了“父子反目”的祸根。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辨析。

首先是子女在国外受的教育与贪官的观念和行为背道而驰。这些个裸官送子女留学的国度首选美国,而后世欧洲,再则是日本、澳洲、加拿大等。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其教育的基本点是自由、民主、博爱。试想,这些官员的子女长期浸透在西方这些现代教育思想理念中,将来还能与他们那深受阶级斗争教育、恨的教育、你死我活的传统教育,和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中国式教育的父母有共同语言么?这方面,西方也有清楚的意识: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如此这般,父子两代反目,还不题中应有之义?

其父子反目还有个原因在于:这些手握大权的父母为了子女在外国留学开销,大都不惜以身试法,大肆贪污受贿,而上得山多终遇虎,难免碰上纪委上门的时候,运气不好就只能成为了阶下囚,子女留学因此断供,原先吃穿不愁的公子小姐不仅经济上没有了来源,而且会因此饱受白眼,对原先“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父母难免怨怼。
语云投资有风险,贪污当然更有风险。不知中国官员们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父子反目”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

延伸阅读:三、《網絡反腐“官不聊生” 中紀委幕後走向台前》 by 中評電訊

兩高關於信息網絡誹謗等犯罪的司法解釋,被一些人理解為給民間網絡反腐套上“緊箍咒”。

《新京報》報道,近期多個曾參與網絡反腐的“大V”被抓。曾風光一時的微博、論壇等平台上網民反腐似乎遇到“寒冬”。

與此同時,新版中央紀委網站上線,接受網絡信訪舉報是其六項主要功能之一。門戶網站也推出統一的網絡舉報專區,這個平台上擁有紀檢、組織、兩高、國土等部門的網絡舉報入口。網絡反腐的正規軍漸成“建制”。

專家認為,在網絡反腐上,官方正從“幕後”走向“台前”。

9月13日,中紀委在其官方網站上貼出公告,歡迎舉報“兩節”期間公款送禮、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風。這是新版中紀委監察部網站上線後,第一次接受專題舉報。

此前,中紀委沒有單獨的官網。9月初,整合監察部網站、國家預防腐敗局網站等網站之後,新版的中紀委、監察部網站上線。

中紀委常委、秘書長崔少鵬介紹,王岐山到了中紀委之後,提出打造新網站,把五網合一網。

新舉 中紀委邀網民舉報

新版中紀委網站有六項主要功能,接受網絡信訪舉報是其中之一。

網站主頁突出了“信訪舉報”,設置了“舉報指南”、“我要舉報”、“舉報查詢”、“其他舉報網站”、“舉報方式”五個“菜單”。

其中,“舉報指南”主要介紹處理舉報的流程和辦法。點擊“我要舉報”,可以直接向中紀委舉報,也可以向各地紀委舉報。

在中紀委網站上舉報,可實名,也可匿名。對提供真實姓名和準確聯繫方式的實名舉報,中紀委將優先辦理和回覆。

通過該網站舉報的舉報人,能得到一個查詢碼,用它可查詢舉報的受理情況,這個查詢碼是唯一的。

在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看來,這是舉報制度的變革之舉。以往舉報人無法得知案件是否受理,現在可以“直接監督”。

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一再表達對網上聲音的關注。去年11月30日,王岐山組織座談會,表示“網上的輿論,包括罵聲都要聽”。

9月2日,王岐山到這個新網站調研時提到,要架起與群眾溝通的橋梁。“網站是前台,支撐是後台”。

崔少鵬認為,最大最硬的後台,是人民群眾,是廣大網友。

“在當下社會,反腐已經成為一種超越不同階層的社會共識。”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

背景 網民反腐“官不聊生”

在官方反腐網絡體系形成前,以微博等為代表的民間網絡反腐顯出強大“火力”。

近日受審的“表叔”楊達才、“房叔”蔡彬,被認為是民間網絡反腐的最新成果。

楊達才原為陝西省安監局局長。去年8月26日,楊在一起特大交通事故現場被拍到笑容滿面,相關截圖發於微博。隨後,人肉搜索出楊達才擁有10餘塊手表。

不到一個月,陝西省紀委發布消息稱,楊達才因嚴重違紀被撤職。

民間的網絡反腐,早在2008年開始引起轟動。

這一年的12月10日,時任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因為發表“雷語”,引發“人肉搜索”。後發現周久耕抽“九五至尊”香煙,戴“江詩丹頓”手表,親屬涉足地產。18天後,周久耕被免職,2009年10月,周被判刑11年。

這一案例的成功,引發網民反腐熱情。民間網絡反腐逐漸形成模式:網友貼出舉報線索,更多網民人肉搜索,傳統媒體跟進,有關部門介入,官員落馬。

新京報記者統計,2012年11月至年底,至少有8名官員因網絡舉報或曝光涉貪被調查或處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6月25日發布報告稱,近3年,每年通過新媒體曝光反腐輿情事件數量已超傳統媒體。

一項在線調查顯示,公眾最願意參與反腐的渠道,排在首位的是“網絡曝光”,占總票數的75.5%。

“網絡反腐熱,反映的是線下正常舉報渠道還不夠暢通,一些正常舉報得不到及時反饋。”馬懷德告訴記者。

民間網絡反腐,影響了官場的生態。

河北一位縣長描述了“官不聊生”的狀態:公開會議上,為防止被拍照,要把煙、酒裝在別的容器裡,開會要摘表,以免照片流出。

弊端 “躺槍”不可控

“民間網絡反腐”的威力也呈現出“不可控”的一面。

今年5月,“副區長貪污20億”的網帖引爆輿論。該網帖說,上海市某區副區長擁有住房60多套,貪污20多個億,還有十多個情婦。

3個月後,這個網帖的作者傅學勝被上海警方抓獲,他承認,網帖是捏造的,他本來要攻擊的是另一個人,在網上沒有搜到照片,才選擇了這個副區長。

“一個危言聳聽的假信息能讓官員身敗名裂。在事實查清後,即使你發幾十上百個更正帖,也很難真正消除影響。”馬懷德說。

同期被抓的還有周祿寶。他曾經參與多起“網上反腐”事件,一度被視為“反腐鬥士”。今年8月,他因為涉嫌敲詐勒索被警方抓獲。

“躺著中槍”的,還有廣州市民李芸卿。去年,她被曝擁有多套房產,並迅速被冠以“房嬸”標簽。廣州市紀委調查發現,李芸卿是一名退休工程師,非領導幹部,收入來源合法。

在反腐專家、中央黨校教授林喆看來,網絡上經常使用的人肉搜索式的反腐模式,容易傷及無辜。

而實際上,網民反腐,貢獻並沒有想象中大。

記者粗略統計,2008年至2012年,通過網友論壇、微博舉報從而引發較大關注的案件有50件左右;而同期中紀委監察部則收到網絡舉報30.1萬件次。

“經濟領域等隱蔽的深層腐敗,是民間反腐難以觸及的‘盲點’。”馬懷德說。

反腐線索引發關注並不容易。記者接觸的一個舉報人說,他的舉報有憑有據,但因沒有噱頭,一直炒不起來。

規範 司法解釋和“緊箍咒”

本月9日,兩高出台的新司法解釋規定,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或者編造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可能要被追究誹謗罪或者尋釁滋事罪。

近期多個曾參與網絡反腐的“大V”被抓,引發網民對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反腐前景的擔憂。

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希望打消公眾對“打壓網絡反腐”的疑慮。

他說,網民利用信息網絡進行網絡反腐,對反腐倡廉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即使檢舉、揭發的部分內容失實,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或者不屬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而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就不應以誹謗罪追究刑事責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也表示,從目前的情況看,警方打擊的重點是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造謠傳謠等行為,這與打擊網絡反腐舉報沒有直接關聯。

不少網民仍然心有顧慮,認為這個司法解釋至少是“大大提高了網絡舉報的準確性要求”。在馬懷德看來,誣告、誤傷、傳播虛假信息甚至謠言,是網絡反腐很難避免的缺陷。

馬懷德認為,不能因為要規範而影響了網絡反腐的活力,除非有確切證據,應該慎用删帖、禁言等手段。

期待 王岐山寄語“要有後勁”

 “離中南海最近的是網絡。”這是原株洲紀委書記楊平對網絡監督的感受。他被稱為“中國網絡反腐第一人”,2008年,他在論壇上實名注册,接受網絡舉報。

同年8月,他推動株洲市紀委在公共論壇上建立“網絡反腐中心”,在市紀委、監察局網站上開辟舉報信箱。網絡反腐在株洲掀起“風暴”。隨後,其他省市效仿。

中央層面,網絡舉報試水更早。

最高人民檢察院2003年建立網絡舉報平台,兩年後,中紀委、監察部公布中央紀委信訪室、監察部舉報中心的網址。網上舉報被納入官方權威反腐渠道。

中組部、最高法院、國土資源部、環保部等機構也都開設網絡舉報平台。

2009年,中紀委開通12388舉報網站、最高檢開通12309舉報網站。據統計,網絡舉報網站開通後,舉報數量翻倍增長。

崔少鵬透露,待條件成熟,中紀委網站還將開通官方微博、微信。

在姜明安看來,這不僅是反腐舉報工作的創新,還意味著中紀委正在從“幕後”走向“前台”,更為透明。

新版網站的上線與今年4月的12388網絡舉報網站“升級版”,都被視為王岐山新思路的體現。任建明說,王岐山多次提到紀檢監察要與互聯網結合。

“官方網絡反腐的優勢在於專業性,民間網絡反腐的優勢是快速、透明和監督。”任建明告訴記者,能不能讓公眾信任,最主要的是在舉報後反腐機構的懲治能否及時有效。

王岐山對中紀委的新網站寄予了很大期待。他告訴網站的工作人員,你們的網站一定不要雞窩子氣,沒有後勁。就像開採油田一樣,覺得這個地方有油,然後一下子打下去,結果噴一下油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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