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就不会教育竞争，也不会有高水平的教学服务，自然也就不会有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每年诺贝尔奖获奖名单的公布，都会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些许遗憾，毕竟泱泱大国，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获奖。这种遗憾在国家层面演变为了一种难掩的尴尬，它加强了政府决策者对人才培养的关注，也加大了政府对教育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干预。于是“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社会工程师式项目应声而出。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央将遴选100名具冲击诺贝尔奖潜力人才，这恐怕是决策者对此类尴尬的反应。
一直以来中国的思想水平、学术研究水平和科技水平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部分原因是中国起步太晚，错过了时机。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家行政力量对教育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学术评价系统的管制和干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才会出现百年来无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尴尬情况。
为了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为了在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中出现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国家通过行政力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这一次又酝酿出台了包括遴选100名具冲击诺贝尔奖潜力人才在内的“万人计划”。干预主义的逻辑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清晰地呈现：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情况没有改观反而恶化，这是因为国家干预地不彻底，经费资源投入得不够多，需要进一步增加干预力度。持有这种干预主义观点的人，从来不会去反思干预本身，他们永远不会想到那些厄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管制干预本身。在他们眼中，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似乎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没有办学自由，就不会教育竞争，也不会有高水平的教学服务，自然也就不会有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同样地，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制度和竞争的学术评价系统，就不会有参差多彩的学术思想，也就不会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国家对教育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的管制垄断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市场的竞争机制，严重干扰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性，最大程度地抑制了从业者创造力的施展发挥，并最终使得该领域呈现出明显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受到国家垄断管制的教育行业和学术研究领域表现得极为普遍，个性独立、才华出众的人在这里得不到重视，而那些懂得“人情世故”、会讨拥有研究项目审批权的官僚欢心的平庸之辈在这里却能春风无限，发财致富。以致于最后留下来的绝大部分为深谙厚黑之道却无多少才学的庸庸食税之徒。这是国家垄断管制之后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机制，它替代了原有的市场竞争机制。
教育和研究领域的行政垄断和管制，所带来的最大成本就是学术思想和科研水平的长期停滞，具体表现为如此泱泱大国，百年来竟无一位获诺奖的科学家。面对如此明显的因果关系，妄图以进一步地加大国家经费的投入，扩大国家影响力度来推动学术研究和科技水平的提升的做法，只是徒劳，因为它内在地抑制和破坏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竞争机制。如此做法只能是大量扩充瓜分科研经费的食税队伍，除此之外，别无它用。
计划经济者总是以工程师的视角看待人类社会，他们自负地以为人类社会就和大自然一样，可以通过规划一个个的工程来建设，他们以社会工程师的身份自居，妄图规划人类社会的一切。他们没有看到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把社会中的人等同于大自然中的石头，从而在根本上忽视了人的主观性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归根结底，他们是忽视了自由的力量，没明白良好秩序的形成只能依靠自由，依靠社会中的无数个人的自由选择，因为从来就没有谁比个人更了解他自己。
科斯在生前曾多次告诫中国，言中国没有思想市场，他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本著作《变革中国》中指出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都需要一个自由的竞争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可以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想的源动力，也可以为未来社会发展降低风险，因为思想市场意味着的不是一种声音，而是多种多样的声音，而且它们之间是竞争性的。
一个社会一旦拥有了思想市场，也就拥有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创造力，一切的发明创造和学术研究在这里将遍地开花，那些常年囊括多个诺奖的国家（美国）无不是有着一个自由而强大的思想市场。自由的力量，思想的市场，竞争的结果这就是高水准的学术研究的全部真相。中国如果真的想提高自己的学术科研水平，如果真的是想拿诺奖，那就应该开放思想市场，而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Via 朝圣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