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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8日

1986年,27岁的张维迎提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分5点说明国有企业里不可能有企业家。

本文是张维迎教授1986年的文章,全文刊载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内部刊物《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1986年第30期;第一部分公开发表于《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其中“企业家和所有制”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也是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1986年,27岁的张维迎提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分5点说明国有企业里不可能有企业家。时至今日,这一观点越发显示其理论洞察力。这一观点说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的主线仍应该是产权改革。

1、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

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厂长代表谁”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经营者代表财产所有制,对所有者负责,这是作为一个职业经营者的起码要求。如果企业属于经营者本人所有,经营者就代表自己,对自己负责;如果企业属于股东所有,经营者就代表股东,对股东负责;如果企业属于国家,经营者就得代表国家,对国家负责占在第一种情况下,不存在什么“不负责任”的可能性,因为“自己总会关心自己”这是一个理性人的基本行为规则。但在后两种情况下,却蕴藏着某种“不负责任”的可能性。要保证一个人对他人的财产负责,就必须有一个“保证手段”。我已经指出,在股份企业下,这个“保证手段”就是董事会对经营者的指派、监督、控制,以及股票市场。所以,在股份制下,经营者“不负责任”的可能性一般不会变成现实性。那么,在国家所有制下,这个“保证手段”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国家对经营者的指派、监督、控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监督和控制是作为企业财产所有者行使的权力,它不同于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行使的监督和控制)。但是,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它由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所组成,它对经营者的指派、监督、控制只能通过某个主管部门来行使。所以说,经营者对国家负责,也就是对主管部门负责;在国家所有制下,政企不可能真正分开。假使硬要政企分开,取消主管部门,由谁来行使所有权职能呢?如果没有行使所有权的机关,所谓经营者对国家负责,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2、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

政府部门的职能由政府官员来行使,但政府官员本身并不是财产的所有者,真正的所有者是“社会”。作为所有者的“社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绝不像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那样明确,其间的脆弱性比政府官员与经营者之间的脆弱性还要大千万倍,而其“保证手段”更属虚无缥缈。所以,政府官员根本不可能像股东或董事那样行事,从而既不可能保证他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也不可能保证他对经营者的制约是所有权式的。

在国有制下,企业领导人的经营业绩最终只能由政府官员来评价,正如在股份制下,经理的经营业绩要由股东来评价一样。由于政府官员既不承担经营风险,也不占有经营收入,企业的经营业绩也不是他们“事业心”的体现,所以根本无法保证他们对经营者的评价是“公正”的,谁也无法阻止他们重用“庸才”,打击人才。公正的评价没有了,仅靠经营者的“事业心”又有什么用呢?谁能保证一个事业心很强的经理不被他的上司赶下台呢?

3、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

在近几年的改革过程中,经营者行为短期化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理论界提出的解决行为短期化方案大多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本思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许要数“资产经营责任制”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基本设想是,在不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把经营者的利益(包括货币收入、名誉地位)与企业资产价值的变化联系起来,以促使经营者关心资本积累。如果任期内资产增值了,就对经营者奖赏;如果任期内资产贬值了,就对经营者实行制裁。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困难就是资产价值的确定(或评估)。资产价值是企业未来若干时期利润收入的贴现值,而不是过去若干年利润的推算值。资产价值不仅包括有形资本的价值,而且包括无形资本的价值(如商誉)。由于中国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根源在于所有制),所以评估资产价值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还要指出,在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对经营者来说,由于政府官员始终是作为他们的“上级”发号施令,他们的命运也掌握在官员手中,这就形成了他们对政府官员的依附感,所以他们很难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他们看来,经营企业不过是走入仕途的一个阶梯而已;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想步入政界对原来的同伴发号施令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放卫星”。

4、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

经营者的行为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硬度有密切关系,在软预算企业,经营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行为。这一点已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充分证明。我们认为,企业预算软化的根源在于国家所有制本身,在于没有真正承担财产风险的主体。所谓破产,就是破所有者的产。在国家所有制下,充其量只能出现“关、停、并、转”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没有人因为破产而遭受财产损失,破产又有多大意义呢?

5、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

职工要求多分,厂长顶不住,由此导致职工收入的不合理增长,这是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根本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求经营者对经营后果负责,像企业家那样行事,这就要求确立经营者的主权地位。经营者首先必须把职工当作一种生产要素看待,必须享有决定职工工资收入和解雇职工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既然是国有企业,就不能不承认职工是企业的真正“主人”;既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经营者的权力就必须处于职工权力的制约之下,经营者就不可能享有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独断指挥权,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工人,不可能制止职工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要求,甚至无法制止职工同自己“攀比”。

综上所述,我认为,只要不改革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制本身,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政企分开,不可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所有权约束,不可能使经营者真正关心资产价值,具有长期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预算约束软化问题,不可能真正理顺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从而不可能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令我们遗憾的是,不少热衷于鼓吹“企业家阶层论”的人士,恰恰把企业家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所有权忽视了。看来,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实在值得深入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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