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0年来的人类历史，其实也正是一部市场解放人的历史。
“湖南师大毕业的中学物理老师辞职当建筑工人”，“北大硕士开米粉店当小老板”，近日，这两则新闻把“新脑体倒挂”这个争议话题再次拉入公众视野。
近年来，“蓝领工资秒杀小白领”、“大专以上的起薪不如‘学历不限’的”等报道屡见报端。“白领”、“蓝领”这些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被引进中国大陆的现代都市社会观念，短短20年，就遭到剧烈的冲击、颠覆。大学生、天之骄子、白领、写字楼、电脑、复印机、流利英文，这些年轻人的新图腾一阵光芒四射之后，仿佛又迅速暗淡下来。“板砖工月薪7000元”真凭实据的薪水单在网上风传。“再也不说自己是搬砖的了”，写字间的小白领们真诚自嘲。
工资是由什么决定的？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这句话，每个写字间的白领，都能脱口而出。因为大家都读过大学，都学过“政治经济学”，都知道这个“劳动价值论”。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这个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尤其为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们信奉。
按照这个理论，劳动力作为一种在市场上出卖的商品，其价值或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投入的成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决定的。“生产”一个大学生所投入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显然要高过一个初中生，所以，一个大学生的“价值”要高于一个初中生。在市场上，这种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按照这个原理，大学生的工资当然要高于初中生，更要高于没受过教育的文盲。
李嘉图曾经十分热衷于宣讲劳动价值论，但后来他就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问题很简单也很尖锐，比如，我烧制砖瓦，辛辛苦苦工作了很多天，但由于某一道火候没掌握好，全成了废品，没任何用处，扔都没处扔，这些废品里凝聚着我大量的劳动，却没有任何价值。再比如，一个渔民下海，历尽千辛万苦，打到一条鱼，而另一个农民在海边喝酒听小曲的时候，一条鱼蹦到了他的船上，这两条到手的鱼，一条凝结了大量的劳动，另一条却完全没有，但拿到市场上，价钱却是一样的。
这样，一些凝聚了大量劳动的东西没有价值，另一些没有凝聚劳动的东西则很有价值。理论与事实相冲突，无法自洽。1823年，李嘉图，这个还发现比较优势理论的真诚的古典经济学家，未及解决这个问题，就去世了。
到19世纪后期，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原来劳动价值论在讨论商品价值的时候，只考虑到了商品的生产、供给环节，而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对商品的价值经常具有决定作用。像前面那两个例子，烧坏的砖瓦凝结了很多劳动，却没有价值，是因为没人需要它们，而跳到船上的鱼没有凝结人类劳动却很有价值，是因为人们需要它，它对人有“效用”。经济学上把物品对人的主观上的有用性叫做“效用”。
1870年代，门格尔等三个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这就是经济学界“边际革命”。 古典经济学强调生产、供给和成本，边际革命之后的现代经济学则关注消费、需求和效用，正是边际革命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回到中国当代的“新脑体倒挂”，问题已不难理解。一句话，工资不是由学历决定的。学历，考虑的仅仅是劳动力的成本问题。在一个供、需都很充分的市场上，并不是某种产品在生产中投入越高，成本越高，就越值钱。同样，在一个供、需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并不是学历越高就越好找工作，工资也越高。
工资高低并不是以投入多少、已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来区分的，社会需求、稀缺性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比如，一些看似简单劳动的重体力劳动，像建筑工人、矿工、开大货车、高空作业等等，需要非凡的体力、耐力与胆量，这都是社会必需的稀缺能力，并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所以应该获得高回报。在西方国家，这些工作也是收入丰厚、远超普通白领的。那些需要相当的技术与经验的熟练技工、高级技工就更不用说了。通用一线的工人工资水平高于美国普通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水管工工资是一般美国人的两倍以上。
不切实际的“白领崇拜”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为“扫盲”、普及义务教育而奋斗的国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才供给极为匮乏的国家。1980年代市场化开启，在这样一个供给严重不足的市场上，一段时间里，高学历成为高工资的代名词。这种市场信息反馈又与传统文化观念、与国家基于知识经济时代而提倡的“科教新国”战略正相契合，由此引致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大学生崇拜”、“白领崇拜”。而“蓝领”，恰恰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正面的激励，中国人自然不能形成一个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正确的“蓝领观”。崇尚“白”而耻于“蓝”，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80年代初，中国曾出现一段所谓的“脑体倒挂”，人们惊呼“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开始转型，体力劳动者—主要是“体制外”的下层劳动者先行一步进入市场，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而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大都是体制中人、“单位人”，受体制羁绊而进入市场稍慢，于是出现了短暂的“脑体倒挂”现象。但终是昙花一现，不成气候，很快就被“大学生崇拜”、“白领崇拜”的大潮一扫而去。
改革开放20年，市场经济、科教兴国观念深入人心，大学生、白领群体壮大并进化出所谓“小资”阶层。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已获得长足进展并暂时定型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加上从90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低端”的产业结构无需那么多的“高端”人才，这使得中国的“白领”人才供给迅速饱和，日益过剩。
在西方世界，“白领”、“蓝领”的界分，基本上是在二战之后开始广泛流传，并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与文化现象。二战之前的“工人阶级”，基本上都是“蓝领”，即“产业工人” —在大工厂生产线上工作的雇佣劳动者。二战之后，西方世界新科技革命来临，第三产业、服务业兴起，大制造业工厂自动化程度提高或转移至海外，重体力劳动者大幅减少。于是，“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出现重大分化，许多人成为从事纯脑力劳动的“白领”，同时，大学教育大幅普及，成为白领生产基地。
白领崛起的背后正是美国产业机构的重大变化，是大工厂制造向高科技服务业的转型。2005年，笔记本电脑的第一品牌，IBM的ThinkPad被中国联想收购，许多国人欢呼，以为是美国衰落、中国拯救美国的象征。其实，这是IBM淘汰外围较低端、低利润产业，把资源向更高端、利润更高的产业部门布局的战略举措。
创立于20世纪初的IBM，最早是一家生产打孔机、制表机等办公设备的机械公司，二战期间，它还是一家枪械公司。二战后，在电子技术革命浪潮中，它转型为一家全球领军性的计算机公司。在计算机设备与软件利润趋薄、后发国家大量进入的今天，IBM再度转型为一家综合性IT技术与方案服务公司，始终占据着产业链最前端与利润最丰厚的部分。相应的，它的员工构成，在100年的发展中，高端白领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蓝色巨人”IBM的百年历程，也正是美国产业结构百年变迁的缩影。
与美国相比，无疑中国还基本上处于大工厂制造业阶段，即使联想，与IBM相比，也仅是一家低技术、低利润的电器公司。在产业协作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仍将立足于制造业。中国实现像美国那样以高科技、创新、创意、服务为主体的产业机构，让全世界为自己“打工”的日子尚属遥远。向德、日学习，由低端制造走向高端制造，或许是中国更现实的选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度重视“蓝领”阶层的成长，培育健康的“蓝领文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所谓的“新脑体倒挂”，不过是向中国人不切实际的“白领崇拜”敲响警钟。
中国的“搬砖工月薪7000元”，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倒挂”，而是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给出的合理的均衡价格。这与80年代初的“脑体倒挂”是不同的，那时是不合理的，是市场机制没有理顺时期对劳动力价格的歪曲反映。
市场解放人
今日许多国人难以形成正确的白领与蓝领观，固执地认为“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收入高”，这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传统观念的影响大有关系。这句话本是对古代农业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描述，“劳心者”是官员，“劳力者”是百姓，两者是“治”与“被治”的关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政治集权的强大主宰能力，这种认识弥散到一切领域，成为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以致在纯粹经济活动中，很多人也按照“官本位”的逻辑来思考，认为“劳心者”一定要比“劳力者”经济效益高。实则不然，市场经济是完全按照供给与需求来匹配资源的。
另一方面，上述状况还与中国在20世纪下半期形成的政治社会体制有密切关系。195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起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身份社会。首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造成坚固的身份等级差别。然后，在城市居民中，又进一步界分出“干部”与“工人”的二元身份制度。干部档案归人事与组织部门管理，工人档案则由劳动部门管理，两者的区分带有终身性，之间很难流通。这两种身份在工资、住房、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以及社会政治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别。
“干部”与“工人”，一定程度上就是那个时代的白领与蓝领。迄今，这种二元等级身份制度在中国仍未完全消除，仍在顽固地残存，并在一些情况下对一个人的利益与前途产生重大影响。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在自由市场上一搏的机会，愿意荒废自己的才学，而挤进公务员行列，在他们眼里，白领等于“干部”等于“人上人”，而蓝领则等于“工人”等于“受压迫者”等于不体面。不得不说，“体力劳动者最光荣”在最严酷的计划时代，实际上都未能真正兑现。
今天，市场正以“大学生当建筑工人”、“普工工资高过公务员”的事实改变人们的观念，以其蓬勃之力冲击着一切人为的、不合理、不公正的身份等级区隔。近300年来的人类历史，其实也正是一部市场解放人的历史。
Via 孙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