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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3日

在资本主义下致富的途径就是:向消费者提供比其他人更为价廉物美的服务。

前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是受限制的。其历史基础是军事征服。获胜的国王将土地赏赐给他们的骑士。这些贵族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子,因为他们并不依赖于市场上的消费者惠顾与否。

另一方面,贵族们自己就是制造业的主要客户。制造业在行会制度下以社团的方式联合。这种方式反对创新。它禁止背离传统的生产模式。甚至农业或手工业的从业人数都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尔萨斯的话说,许多人必然发现“在天生权贵们的宴席上,没有他的位置”,而且“她让他离开”。但是不管怎样,还是有些“弃儿”想方设法挣扎着求生,生儿育女,使得贫困人口无可救药地不断增加。

不过资本主义随之而来。习惯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根本性创新是以机械工厂代替了原始低效的手工作坊。这仅仅是表面的观察。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区分的实质性特点是资本主义新的营销原则。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大规模生产,而是以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大众的需要。从前的手工业商品几乎仅仅是为了专门满足富人们的需要。但是工厂为大众生产便宜商品。早期工厂的所有产品都是为服务大众而设计的。顾客与工厂中的工人处于同一阶层。工厂或是直接为大众提供商品,或是以出口的方式,间接地换回国外的食物和原材料。这种营销原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同样也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特征。

员工自身是所有产出商品最大主顾。他们是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他们“永远正确”。他们买或不买,决定了应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消费者购买最适合他们的商品,使一些企业赚钱而扩张,而其他企业亏本而萎缩。由此,他们不断地将所控制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最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商人手中。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是一项社会功能。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可以说是消费者的代理人,而他们的代理权可被撤销。想要变得富有,不能仅靠过去储蓄而积累的资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投资,投入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市场的过程是日复一日的全民公决,这种全民公决不可避免地将经营其财产时不服从公众命令的厂商逐出盈利者行列。当代政府及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分外憎恨商业,但商业需要并保护大企业,仅仅是因为大企业为大众工作。为少数人生产奢侈品的工厂从未形成大型规模。

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缺点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人是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在他们看来,打工者是为了有闲寄生阶层的专门利益而辛苦劳作的人。他们错误地认为,工厂损害了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如果他们关注一下统计数字,会很容易发现其观点的谬误。婴儿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人口成倍增加,而普通人所享受的设施是从前甚至富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然而,大众前所未有的富裕仅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是将经济主权由地主转交给了全民。普通人不再是靠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渣为生的苦力。前资本主义时期标志性的三大贱民阶层消失了——奴隶、农奴以及被教会、学者和16至19世纪的英国法律所认定的穷人。在新的商业机制下,他们的子孙不仅成了自由工人,也成了消费者。

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反映在商业对市场的重视上。商业首先需要的是市场,然后还是市场,这便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口号。市场——意味着赞助商、采购商和顾客。在资本主义下致富的途径就是:向消费者提供比其他人更为价廉物美的服务。

商店和工厂的所有者、公司里股东的代表即总裁是老板。但这种主人地位仅仅是表面现象,并且是有条件的。它受制于消费者的无上权利。消费者是君王,是真正的老板,而如果厂商不能胜出其竞争对手,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那他就完蛋了。

正是这一伟大的经济转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很快将政治权利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转移到了民众手中。成人的公民权紧随产业解放之后。市场过程给予了普通人选择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权利,他们也在政府领域得到了类似的权利,成为了投票人。

杰出的经济学家观察到(我认为最早是已故的弗兰克•弗特)这一现象:市场是一个民主过程,在其中每一分钱都是一张选票。更为正确的说法是,人民代议制政府是依据市场模式来安排宪法性事务的尝试,但是这一构想不可能完全实现。在政治领域,总是多数人的意愿取胜,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但市场同样为少数人服务,只要少数不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制衣业不仅为正常身材的人生产衣服,也为大胖子生产衣服;出版社不仅为大众出版西部小说和侦探小说,也为品味出众的读者出版其他书籍。

第二点重要的区别是,在政治领域,某个人或一小群人不可能违背多数人的意愿。而思想领域中,私有财产使得不服从成为可能。叛逆者必须为其独立付出代价。在这世上,没有无须牺牲就能获得的奖赏。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他可以自由地脱离正统或者新正统的束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像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维布伦或弗洛伊德这样的异端会怎么样?莫奈、库尔贝、惠特曼、里尔克和卡夫卡呢?从古至今,之所以能够有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先驱,都只是因为私有财产提供了蔑视主流方式的可能性。仅有少数另类之人自身就有足够独立的经济条件来反对大多数人对观念的统治。但是,在自由经济的环境下,他们在大众中发现了愿意帮助并支持他们的人。如果马克思没有他的资助人——工厂主恩格斯,他又会做些什么呢?

Via 米塞斯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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